（這是一年前投稿至Facebook專頁日本見聞iroha的文章，當持獲得超乎想像的反響，甚至因此而收到報章的電話訪問。已獲iroha授權轉載。）
日本著名小說家村上春樹有一段話常常被引用：
「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根據物理常識，高牆是堅硬的，雞蛋則是脆弱的，兩者一旦相撞必然是雞蛋破裂。再加上村上這段話是在2009年出席耶路撒冷文學獎頒獎禮的獲獎演講時提出，當時正值加沙戰爭，加沙城在以色列軍隊的封鎖下有一千人喪生，事件被國際社會強烈譴責，更出現杯葛耶路撒冷文學獎的聲浪。
村上亦有在演講中提及此事，於是很多人便直接將「高牆與雞蛋」和「強者與弱者」劃上等號，再把村上的主張理解成兩者發生衝突時必須支持弱者。每當世界上出現強權欺壓弱勢，他們就會反射性搬出「高牆與雞蛋」的言論，表示應該站在受欺壓那一方。
於是乎，當近日村上接受美聯社訪問論及最新的以哈衝突時表示「我無法說哪一方是對的，哪一方是錯的」便令很多人無所適從。有人覺得村上改變了立場，亦有人以此嘲笑過往常常將「高牆與雞蛋」掛在嘴邊的人被村上狠狠「打臉」。
然而村上當初的話語本來就不是那麼表面。他2009年的演講其實還有以下一段：
「那麼，這一隱喻到底意味什麼呢？在某種情況下它是簡單明了的。轟炸機、坦克、火箭、白燐彈、機關槍是堅硬的高牆。被其摧毀、燒燬、擊穿的非武裝平民是雞蛋。這是這一隱喻的一個含義。
但不僅僅是這個，還有更深的含義。請這樣設想好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分別是一個雞蛋，是具有無可替代的靈魂和包攏它的脆弱外殼的雞蛋。我是，你們也是。再假如我們或多或少面對之於每一個人的堅硬的高牆。高牆有個名稱，叫作體制（System）。體制本應是保護我們的，而它有時候卻自行其是地殺害我們和讓我們殺人，冷酷、高效、而且系統性（Systematiclly）。」
「高牆與雞蛋」更深的含義並非「強者與弱者」（村上甚至從未提及強弱的概念），而是「體制與個人」。
這已不是村上初次論及「體制」（System）。
熟悉村上作品的人都會知道，其小說風格在九十年代後半出現明顯轉變。在1995年3月20日早晨，奧姆真理教成員在東京地下鐵以自製沙林毒氣發動恐怖襲擊，造成13人死亡和約6300人受傷，震驚整個日本社會。村上在2009年發表的長篇小說《1Q84》中的宗教團體「先驅」（さきがけ），便是以奧姆真理教為原型。
事發之後，村上親身訪問了六十二名那天在東京地下鐵的當事人，並在1997年集結成報導文學《地下鐵事件》（アンダーグラウンド，Underground），後來又在1998年再出版訪問八名前奧姆真理教教徒的《約束的場所：地下鐵事件Ⅱ》（約束された場所で―underground 2）。村上在《地下鐵事件》的訪問形式是讓受訪者自己說話，再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即使很多內容跟事件完全無關也不絕加以刪減。這其實正是他在2017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刺殺騎士團長》中主角替他人畫肖象畫的方法論。
村上在《地下鐵事件》的後記〈「沒有指標的惡夢」─我們正在往甚麼方向前進呢？〉反思事件時首度提及「體制」（System）。這「體制」其實也不是村上原創，他在文中是引用自文化研究者兼翻譯家越智道雄刊於《世界雜誌》的一篇關於美國恐怖份子「大學飛機炸彈客」（UNABOMBER）泰德．卡辛斯基（Ted Kaczynski）的文章：
「體制（高度管理社會），把不適合的人改造成讓他會感覺痛苦。不適合體制就是『生病』，讓他適合就是『治療』。就這樣，個人自律性地能夠達成目標的權力過程 （power process）被破壞了，而被編進體制強加給他的他律性權力過程。追求自律性權力過程，會被視為『生病』。」（註1）（註2）
是的，這位著名小說家對「體制」的思考是來自一名恐怖份子。然而卡辛斯基絕非一般恐怖份子，他是高智商的天才，16歲已入讀哈佛大學數學系，25歲更成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史上最年輕的數學系助理教授。他從1978年到1995年犯下了合共16起炸彈恐怖襲擊，歷時長達18年，期間從未被捕。此案是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史上最昂貴的一場調查。
卡辛斯基在1995年4月24日同時向多間報社和雜誌社發信，承諾只要《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刊登他的35000字論文《工業社會及其未來》便會從此停止發送郵包炸彈。最終FBI允許刊登，事件亦轟動一時。論文至今仍能在《華盛頓郵報》的網頁找到。（註 3）
《工業社會及其未來》詳盡說明了卡辛斯基的犯案動機。在他的世界觀裡，人類正反過來被自己建造的「工業科技體制」（industrial-technological system）所吞噬，喪失了自由，因而痛苦不堪，但更可怕的是人類普遍不覺得有問題，反倒樂觀認為科技發展只會帶來進步以至更好的未來，而阻礙科技發展等同妨礙進步，甚至會視為一種惡行。可是體制其實只會為自身的存續運轉，當某些個人威脅到體制，它便會把這些人標籤為「生病」，要對他們進行「治療」，若不果甚至會殘害或加以驅除。
卡辛斯基認為對「體制」少修少補毫無意義，也不存在只保留良好部分的折衷方案，唯有直接推翻「體制」，令一切倒退回原始社會才是解決之道。於是，他發動炸彈襲擊的目標都是推動著體制的「共犯」，例如大學、航空公司、工程師等。因此對村上來說，卡辛斯基和奧姆真理教的破壞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呼應。
當然，村上的「體制」只是參考卡辛斯基，兩人的理解有明顯的差異。其中最大的不同，在於他認為完全自律的權力過程並不存在。即使是自律的，也仍依附於「體制」。奧姆真理教的信徒之所以不但願意捨棄「正常」的一切出家，甚至以毒氣殘害他人，正是被麻原彰晃這位具備稀有才能的「說故事者」提供了一套令他們心服口服的另一「體制」（故事）。
村上在〈「沒有指標的惡夢」〉指出：
「對這次事件的報導，大眾媒體探取的基本姿態是將〈被害者＝無辜者＝正義〉這個『這邊』和〈加害者＝污染者＝邪惡〉這個『那邊』雙方對立。並把『這邊』定位為前提條件，把它當做槓桿的支點來使用，將『那邊』的行為和倫理偏差徹底細分化分析下去。」
這正是村上覺得大眾媒體完全沒有告訴他「1995年3月20日早上，東京地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於是親自前往訪問多位當事人的原因。
村上認為，奧姆真理教並不完全是他人、「那邊」的事，與「正常」的人們並非毫無關係，奧姆真理教就跟人的影子一樣，「這邊」和「那邊」其實是互為表裡、彼此的鏡像。村上一再重申，痛恨他們、制裁他們本身不是錯誤。可是，一味將教徒當成有別於「這邊」的「那邊」，再以「這邊」的道德觀念不斷把對方妖魔化、覺得對方行為難以理解，是忽略了問題的核心。
儘管村上從未表明他是以同一角度看待加沙戰爭，但既然他指出「高牆」為「體制」這個在1997年已提及過的字眼，可以合理推論其想法從1995年到2009年之間未有太大改變。換句話說，把以色列當成〈加害者＝污染者＝邪惡〉的「那邊」再從「這邊」加以道德批判，不過是反射動作。
而針對暴力性，在〈「沒有指標的惡夢」〉還有以下一段：
「阪神大震災和沙林事件都是從我們『內部』——腳下的黑暗＝地下（underground）——以『惡夢』的形式大舉湧出，更明確得可怕地浮雕出包藏在我們社會體制深處的矛盾和弱點。我們社會對突然現身的狂野暴力性，實在是過於無力和毫無防備。我們既無法預測它的來臨，也無法事先防備，更無法靈活迅速而有效地對應。這明顯曝露出我們所屬的『這邊』體制的結構上的衰退。
換句話說，我們平時以〈共有印象〉擁有（或以為一直擁有）的想像力＝故事，對那些突然降臨的暴力性，無法提出有效的價值觀。」
村上認為故事是建立「共同認識」的力量，也是修補想像力、應對和防範突然降臨的暴力、甚至是對抗麻原彰晃等的「垃圾故事」的手段。而說故事，就是他身為小說家的使命。至少，他的工作絕不可能只是從世界上的二元衝突中區分出「強者」和「弱者」，再呼籲大家支持弱者這麼簡單。
很多人之所以覺得村上前後不一，是因為他們一直都只從字面上理解「高牆與雞蛋」。原本是希望人們不要再反射性地從「這邊」批判「那邊」的呼籲卻反過來導致更多人這樣做，也許才是村上當年最大的失誤。評論家宇野常寬便曾經在《小人物的年代》（リトル・ピープルの時代）中批評村上這比喻雖動聽但不恰當且容易招人誤解。宇野最新出版的評論集《2020年代的想像力》（2020年代の想像力）中更指出村上近年其中一個問題，是儘管他比從前更積極討論社會問題，卻全是人人都有能力講出口的平庸發言，那些老生常談根本沒必要由這位大作家去講。
只不過，期望一介小說家能為所有難題提出解答本來就不切實際。在如此紛亂的年代，我們必須放棄尋找代替自己解決一切的聖賢，自己去思考和行動。
註 1：越智道雄實際上引用了卡辛斯基的《工業社會及其未來》哪一段並不明確，原文唯一同時提及「生病」和「治療」的155節是這樣的：「Our society tends to regard as a “sickness” any mode of thought or behavior that is inconvenient for the system, and this is plausible because when an individual doesn’t fit into the system it causes pain to the individual as well as problems for the system. Thus the manipulation of an individual to adjust him to the system is seen as a “cure” for a “sickness” and therefore as good.」
註 2：至於權力過程 （power process）則是參考了其他段落，不過此概念原本就是整篇論著的核心。根據上文下理，越智道雄對照於「自律性權力過程」的「他律性權力過程」估計是卡辛斯基提出的另一概念「替代活動」（surrogate activities）。卡辛斯基的「權力過程」大致可理解為「以自身能力經過一定程度的努力剋服困難，最終獲得成就的過程」。他認為在原始社會裡，人類光是狩獵、採集等裹腹活動已經十分費時費力，但亦因為是以自身的能力獲得基本需要，因此精神十分健康。可是現代人「受惠」於「工業科技體制」，基本需要實在太容易滿足，原本的「權力過程」遭到破壞，內心不斷累積空虛感，滋生出大量社會問題。為了填補心靈的洞口，人類更不斷設定出人工的虛假目標並拼命去追尋，因此而釋放出來的龐大勞動力又反過來推動「工業科技體制」發展，使得更多「權力過程」遭到破壞，繼而設定出更多人工目標，如此一直循環下去。這些實際上毫無意義的人工目標即「替代活動」。
註 3： 諷刺的是，論著的發表正是卡辛斯基最終落網的契機。他的弟弟大衛（David）及其妻子琳達（Linda）讀過之後發現內文的用字和觀點跟卡辛斯基很像，決定通報FBI，令卡辛斯基隔年在其遍遠的小木屋中被捕。FBI在屋裡檢獲四萬頁的犯罪過程及炸彈配方筆記，還有一枚準備寄出的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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